以提升居民幸福感为中心的社区治理

以提升居民幸福感为中心的社区治理

2012年6月28日，第66届联合国大会宣布“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和期望”，并将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International Day of Happiness).2013年3月20日，在国际首个幸福日的纪念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追求幸福是人类努力奋斗的核心，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渴望过上幸福充实的生活，没有恐惧和贫穷，与自然和谐相处。”他认为有必要采取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个支柱结合在一起。

与邻里关系越好越幸福

美国研究幸福感的著名学者埃斯特林提出，家庭生活和健康状况比收入因素对人们的幸福感影响更大，由于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目标而导致的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以及更少的时间陪伴家人和参加体育运动，因而物质上的获得被家庭生活和健康状况的损失而抵消。根据国家计生委 2012年组织的“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显示，住房条件和家庭服务，以及社区环境、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拥有较高的安全感和获得良好的卫生保健服务，其中健康、收入、教育、人际关系、安全感、沟通与交流、与周围家庭对比是关键因素。针对家庭幸福感因素的诉求中，“社区医疗”、“健康知识指导”、“文化生活”、“老人赡养和护理”、“就业”、“亲子关系、家庭教育咨询”、“家庭和邻里关系”等方面的需求，这些因素在城乡之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健康、和睦、小康成为城乡居民的一致追求。增进邻里交流，改善邻里关系，对于减缓压力、保持身心的健康和幸福感的体验有着深刻的影响。与邻里关系越好越幸福。家庭需求呈现出由基本生存和物质的需要，向社会归属感、安全感、心理健康等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转变。

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新的社会需求、社会矛盾、社会现象不断涌现，使得社会系统性的风险不断增加，一些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首当其冲的是，收入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腐败问题仍然存在，权力滥用造成的社会不公不容忽视；另外就是由于规则的不公平，社会不公平现象不时浮出水面。目前民众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多，而社会处理民意诉求差强人意，社会底层民众的情绪越来越焦虑，个别时候少数人容易走极端。这些都是不容易忽视的社会管理问题，创新社会管理重点在于基层社区。社区工作的良好进展可以消弭社会不公平心理、消除社会矛盾，稳定民众的情绪，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和缩小收入差距。社区是群众的居家立命之所，社区良好治理可以提升社会整体的幸福感。

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入

在我国，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在基层居民区的重要实践。社区治理是社区范围内的多个政府、非政府组织机构，依据正式的法律 、法规以及非正式社区规范、公约、约定等，通过协商谈判、协调互动、协同行动等对涉及社区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增进社区成员社会福利，推进社区发展进步的过程。

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提出社会支持和社会融入的概念，他认为通过社会支持，为人们创造群体互动和和谐共融的机会，为个体的生命提供意义和目标，从而促进身心健康。社会支持和社会融入是密布可分的两个概念，社会支持是手段，社会融入是目标。利用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支持，个人得以维持社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助和服务、信息与新的社会接触。依据社会支持理论的观点，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能够越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

社会融入具体是指个体和家庭、朋友或其他团体建立和保持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下，个体藉由这些关系或网络而与社会发生关系、形成认同，产生融合。社会融入起初是针对社会疏离(Social Isolation)的情况，根据艾玲森(Ellinsen，1998)的论述，社会融入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移民流入到东道国后快速融入当地生活的状态。后来社会融入也经常被用到个体或者群体被包容进主流社会、社区或者各种社会领域的状态和过程。社会融入一般都倾向于从社会经济、文化价值观念、政治活动、组织参与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不仅仅是身份的融入，更重要的是被社会主体所接纳，在思想和文化上融入社区和社会。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融入，调动社区内居民的主动性和参与性，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充分利用社区内的资源来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促进整个社区的发展。因而社区治理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机会，为社区居民提供社会支持，以及提升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从而提升幸福感水平。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动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不仅仅是由自上而下的单一管理模式，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过程。尽管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依然会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在政府之外，还有其他治理主体，例如企业、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等，它们通过同政府机构，以及彼此之间建立起多种多样的协作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协商与合作，来共同决定和处理社区公共事务，使得过去政府的社区管理趋向于社区治理。

社区的居民是社区治理中最主要的参与对象。社区治理与政府行政管理不同的是，其权力运行方式并不总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社区治理并不是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执行政策等来达到管理目标，它通过协商合作、协同互动、协作共建等来建立对共同目标的认同，进而依靠人民内心的接纳和认同来采取共同行动，联合起来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良好的治理。多维度、上下互动的过程使得社区治理源于人们的同意和认可，而不是外界的强制和压力。

社区治理除了明确的任务目标之外，过程目标更是其所注重的因素。社区治理要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完成特定的、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此外，社区治理还要培育社区治理的基本要素，包括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培育改善社区组织体系，建立正式、非正式的社区制度规范，建构社区不同行为主体互动机制等。这些社区治理的过程目标只有在社区治理的长期过程中才能逐渐培育起来。

社区治理的内容主要涉及社区成员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事关社区成员的切身利益。它包括社区基层选举、社区服务与社区照顾、社区救助和扶贫、社区安全与综合治理、社区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社区环境及物业管理、社区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社区社会保障与社区福利等。要做到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构建社区治理机制，调动社区居民参与，调解社区冲突，达成社区事务的良好治理。

社区内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诸如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困人口问题，流动人口的合理安置及流动人口中的儿童教育问题，扩大就业问题，吸毒问题，拐卖妇女与儿童问题，老龄人的服务以及残疾人和其他社会边缘群体的救助问题等等，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这些问题很容易影响社会稳定，只靠通过市场或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针对社区内底层居民的社会扶贫，目前起到主要作用的还是通过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形式，社区内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社区治理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北京市出台的社区服务指导目录中，社区服务内容被分成了10个类型，60个服务项目，主要是社区就业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社会扶贫服务、卫生计生服务、文化教育体育服务、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服务、社区安全服务、环境美化服务、社区便利服务和其他服务内容，基本上涵盖了社区所能提供的服务项目。这些社区服务对于实施社会救济、社区养老、扶持弱势社区居民以及创造和谐的社区环境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社区居民对社区居委会的事务参与性较低

社区治理主体主要是社区外主体和社区内主体两部分构成。社区外的治理主体主要是市政府、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或者乡政府)，其中，街道办事处在社区治理中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社区内治理的主体主要有社区党组织、社区工作服务站、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区业主委员会、社区民间组织和社区居民等。

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是社区工作中为主要力量，工作上对街道办政府和街道办党委负责。社区居委会往往要承担上级的各项摊派和检查工作，工作时间大部分被应用到完成政府的工作上来，其余时间才是服务社区。

本人调查2013年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共承担各类工作任务286项，其中，常规工作248项，阶段性工作38项。社区党建及社区自治工作工98项，约占总数的34.3%。协助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开展的社会治安、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社会福利、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工作等工180项，约占总数的63%。

建立社区服务站的目的，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把社区居委会从政府职能部门下派社区的各类繁杂的行政工作中剥离出来，使社区居委会能够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落实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上，社区居委会通过开展各类活动，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同时有精力为居民提供更多样、更贴心的个性化服务。但是社区服务站在现实工作中往往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社区服务站增加了社区行政人员，工作内容上基本上是协助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工作内容也局限于办理各种登记和证件服务。

在笔者对社区居民的调研中，居民对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进行满意度评价时，回答非常满意分别占10.7%和20.6%，表示比较满意的分别占52.8%和57.7%；有69.8%的社区居民认为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符合自己的需求，而有18.7%的居民认为不符合，可见大部分社区居民对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工作表示认可，对社区居委会的认可度更高。而对社区工作服务中心的看法，大部分人了解较少，认为它是依附于社区居委会的服务部门。

目前多数社区居民对社区居委会的事务参与性较低。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理应由广大社区居民选举产生。实际操作过程中，大部分社区居民并不了解社区居委会选举的事情，只有8.6%的被调查者回答了解社区居委会的选举，并投过票，而79.7%的社区居民不了解社区居委会的选举，也未曾投过票。一方面说明了居民对社区居委会认识的淡漠；另一方面也说明社区居委会在选举方面的宣传工作仍然没有做到位。

尽管不少住宅区有社区业委会，但是67.4%的社区居民不知道小区是否有业委会，有78.5%的居民从来没有参加过业主大会。这些数据说明，住宅区的业主委员会还未能让社区居民了解其职能，业主的自治职能并没有发挥出来。

在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问题上，物业管理公司通过各种手段基本上架空了业主委员会对自己的监督，导致在物业管理公司发生损害业主利益的时候，业主委员会并不能及时站出来为业主撑腰。业主委员会的资金来源也是一大问题，很少有业主愿意投钱给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的选举和资金支出也不能做到透明公开。

熟人社区与陌生人社区的区别

一些单位型社区和街坊型社区中由于社区居民间相互熟识，因而社区活动的参与性较高，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更易开展工作，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的管理功能较弱，社区中存有很多居民自发形成的活动性组织，对社区的归属感较强。

商品房社区和高档住宅区中物业管理公司在社区的各项事务中管理和服务起到了重要作用，社区居民的熟识度还不高，因而社区活动的参与性不强，在社区事务的协调上较难以管理。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职能部分被弱化，商品房和高档住宅区居民的维权意识较强，业主委员会的作用虽然目前较弱，但是正在逐步发挥出来，各种社区民间组织也正在形成并在社区事务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和社区和谐环境的创造中日益发挥作用。

不管何种类型的社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良好协调，可以逐步培育社区公民社会，充分发挥各种社区民间组织的作用，提升广大社区居民的参与度。这样才能激发社区自治的作用，做到社区的“善治”，提升居民的整体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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