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最看重的品质是聪明人使笨功夫dd-【新闻】

严歌苓：我最看重的品质是“聪明人使笨功夫”

严歌苓在家中。（图片：李洪/东方IC）

腾讯娱乐专稿（主笔/叶弥杉 摄像/秦付强 编辑/露冷）

一年85%的时间，严歌苓在柏林生活，用她的话说，她是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有一份写作的工作，在她看来，和会计师做账也没什么差别。一天24小时，她用1/4 的时间工作，闭门在书房从早上9点，写到下午三四点。这之外的时间里，她做饭、遛狗、读书，辅导女儿功课与体操，还要留点时间，在女儿睡后，与丈夫喝红酒听音乐地闲聊。

但当她飞行10小时，跨越7个时区回到中国，她就成了属于公众的“严歌苓老师”，时间全权交给各类合作方，自己负责画着一丝不苟的妆，录视频节目，进高校演讲，采访通告紧凑得像回到了当年当兵的时间表。

单单今年，1月她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推广小说《妈阁是座城》，5月的出现是为了配合电影《归来》上映，7月小说《老师好美》进入宣传期，11月底的这一趟，除了参加北师大驻校作家入校仪式，还兼顾着电视剧《四十九日·祭》开播。

观众看到的是一部新剧，但对严歌苓来说，电视剧剧本初稿已是3年前，距最初《金陵十三钗》的小说，更有9年之久。她像一个勤奋的酿酒师，你看她逐次奉出一坛坛新酒陈酿，却不知她背后的酝酿功夫，更不知道她在等待发酵的过程里，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地备了多少季材料。出版人张立宪说，严歌苓每次回国，空运来的都是耳光：响亮地告诉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们又虚度了多少光阴。

这些年来，每次回国她都讲一些类似的话，比如，不希望再做编剧只想写小说，或者，下次一定要写没法被改编影视的小说。但这些年来，中国影视界仍像抢救命稻草一样追着买她的故事。要是晚一个小时出手，张艺谋就买不到《陆犯焉识》，也就不会有他的《归来》；李少红主动去为她的新书站台：只要有严老师的作品可拍，她愿意食言，在新《红楼梦》之后再拍连续剧。严歌苓自己“只写小说”的誓言来来回回地说，也就成了撒娇，这次她终于一摊手：我有性格缺陷，我没法拒绝别人。

严歌苓的朋友常常为她的作品抱屈。张立宪曾说，作为一个小说读者，看到改编的影视剧后往往“非常愤怒”，因为很难理解成这是严歌苓的作品。“如果你是通过影视剧来认识严歌苓的话，那么不妨读读小说，可能是另外一个更加本真的严歌苓所呈现的世界。”

但严歌苓自己，却很少发恶声。在接受采访时，她总是夸奖导演，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赞美演员，即便她还忙得没顾上看剧；哪怕原作小说已经改头换面、掐头去尾，她也表示理解：艺术作品的再创作当中，你不知道一个导演会有多少苦衷。

《金陵十三钗》、《归来》的文学策划周晓枫说，张艺谋几次感慨，严歌苓是最大气的合作者。采访时严歌苓笑着回应，那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作品比较舍得。

舍得也是一步一步过来的。1993年将《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卖给李安，是她的作品被改编的开始。这部影片当年斩获亚太影展五大奖项，但原著者看来，也有诸多可挑剔之处，比如将电影将背景设置在纽约，而这个故事无论现实或小说都发生在悉尼，气质大相径庭；电影中与小渔假结婚的老头不时闪耀一下人性光芒，而在严歌苓笔下，那是个彻底的“垃圾”：她觉得这样才够体现小渔的善与美。

她曾委婉表示，由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当中，她比较满意的是陈冲的《天浴》。剧本是她亲自捉刀，导演是她多年闺蜜，配合默契不说，重要的是“忠于原著”。陈冲后又购买了《扶桑》版权——这部小说写一个看似处在社会底层、跪着的女性，而她内心，却强大得可以饶恕一切自以为站着的男人，因此在学术研讨会上，常常得到男性评论家不喜或不懂的评价——严歌苓改写了英文剧本，但先是陈冲怀孕，而后拍摄资金被挪用，以致这部反映亚洲移民生活的文艺片，至今还在寻找投资当中。

她的所有作品版权早已卖出，乃至只有一个名字时就被哄抢，而如果观众无缘得见其中的一些，只是它们如《天浴》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机会搬上银幕或荧幕。而在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影视业制作体系中，原著者的舍得或不舍得，也越来越无效。合同上往往白纸黑字注明，不能干涉演员选择，不能干涉剧本改编。“如果在合同上有你不干预编剧的话，这种坚持（自己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把精力都放在正在创作的作品上。”严歌苓说。

当然不是没有意见，只不过她不公开表达。改编的问题问多了，她娇嗔又带点不耐烦地手一摊：“那我有什么办法啦。”讲到《归来》，她说“我并不知道他只是攫取了后面的那一点，我以为他要整个拍出重大的作品。”更多的时候，对更多的改编作品，她客客气气地选择不看，这或许可能是她所能保持的最好修养，如当年伤痕文学出来，接受文学经典教育的她翻了一下：“这是小说吗？”从此不看。

自己可以不看，而对于观众因为影视剧而产生的“严歌苓”印象，她也并不在意。“我已经很感激电影工作者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我的读者群一年年扩大，而读者群扩大，表示他们终究会从小说中来理解我的创作，这对于文学来说是一种福音。”严歌苓说。

唯独影响到她的，是改编剧本占用了本该属于小说的时间。身为美国编剧协会成员，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编剧，她在创作时所获得的满足感与成就感皆来自写小说：“我写小说的那种自如和兴奋，在编剧时完全没有。而如果不达到那种极致兴奋，又怎么能算是最好的创作呢？”

但说过无数次今后只写小说，她的名字仍不时出现在各类影视的编剧栏中，就像现在，她手头的一项工作，就是改写《妈阁是座城》的电影剧本。“我性格有缺陷。”她大咧咧地承认了，带着一种“我就是食言了你拿我怎么办”的无赖与无奈。“我当然希望我把版权卖给你就结束了，但有的时候就是结束不了，人家就是来找你帮忙，那我只好一再妥协了。”

2011年，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金陵十三钗》上映。

据说张艺谋晚来三天，《陆犯焉识》版权就给别人了？严歌苓大笑起来：“不是三天，他要晚找我一个小时，就可能会考虑别人了。”

写完《陆犯焉识》，严歌苓很得意：“哈哈，这下你们没法改了吧。”很多年前她就一直在说，要写有抗拍性的小说，虽然当时她为“抗拍性”举的例子，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而在《陆犯焉识》中，她显然不是用文字，而是采取了另一种形式抗拍：描写了大量的政治事件。

但她同时收到了两封邮件求购版权，然后她选了合作过《金陵十三钗》的张艺谋，“跟一个导演建立较为长久的合作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另一则，她觉得张艺谋拍过《活着》，以其阅历与经验，能拍出那个时代的史诗性作品，“假如一个年轻的导演，他可能不会被感动，而我想张艺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的感动点会跟我比较靠近。”

但她也并不讳言，张艺谋“做人厚道”，“从价钱到待人，都是我打交道这么多的导演中，最为优厚的。我觉得一个人对一个作品钟爱的程度、希望再创作的热情的程度，也体现在给你的价钱上。”

似乎与另一个上海老乡张爱玲一样，严歌苓并不以谈钱为耻。1989年赴美留学，虽然有奖学金，但严歌苓仍需要自己打工挣生活费。她做过看护，洗过盘子。80年代的中国作协成员，90年代拼命在台湾报刊上发稿，无他，稿费高过大陆。

她原本苦行僧似的写作强度，一方面是一个作家的自我修行，另一方面，未尝也没有赚钱的内在驱动。1992年，她在旧金山结婚。先生劳伦斯本是外交官，因为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匪谍嫌疑的退伍女军官相爱，不得不辞职，将外交部的门禁卡剪成4块，装在信封里交还给上司。

劳伦斯很快找了新的工作，相比初来乍到时的赚钱压力，严歌苓此时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即便在亲密关系中，她也是一个警惕于施受关系的骄傲的人，“即便给你一颗钻石，也要想想如果接受的话，你的自主性在哪里。”何况她的婚姻没有钻石，她的先生说，我的辞职难道不是最大的钻石吗？

直到1993年李安问她买《少女小渔》，严歌苓的第一反应是“可以不用做一个穷学生了”。也许因为李安的影响，这一年她卖出了三个版权，还有电视剧剧本找上门来。原本总是光顾旧货市场的清寒学生，从此开始在名牌店买买买的不归路——颇有点令人联想到青少年时期总穿表姐剩衣服的张爱玲，赚得稿费后迫不及待定制新衣的心情。职业女性之所以不避讳谈钱，或许她们在挣来的每一块钱上，都足以展示自己的辛苦与骄傲。

“我听一些女朋友讲她们的女朋友的故事，我觉得所有悲剧的根源就是在于经济不独立、思想不自由。问人家讨任何东西，心里都是不舒服的，自己挣自己花，你的享受才是最甜美的。”严歌苓说。到现在，她也保持着一个习惯，在每一本书写完之后带全家一起旅行，在一个城市住上很久，“这是我挣来的，是我靠我的辛苦挣来的消闲。我觉得我花的钱和我所享受的时间必须是自己挣来的，包括爱情，我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得到什么。”

只是到了畅销作家、金牌编剧的地位，现在的她希望能够慢下来：“我希望从明年开始，写的少一点，读的多一点，留给思考多一些空间。实际上，我的创作里也不在乎多一本书少一本书了，而是需要考虑，自己想要多哪一本书，留下什么东西来。”

张艺谋改编自《陆犯焉识》的《归来》，只攫取了小说最后几页。

猜测严歌苓的下一部作品是很徒劳的事情，她的家底太厚。即便她告诉你这次回国一面去了体操馆采访，一面去了舞厅跳舞，你猜测她接下来要写体操运动员或是舞男的生活，也会得到一个神秘莫测的答案：“题材还有很多，我还没有定。”

在当代女作家当中，严歌苓是较少将自己生平直接移植进小说的那一类，近30年的创作里，可能仅有《有个女孩叫穗子》与《无出路咖啡馆》最贴近她的经历，前者有她的童年与少年印记，后者则展现了她刚到美国的处境，以及在关于她的人物报道中可见的，那段反复被渲染的跨国恋爱。

最初她的小说题材来自经验。原本她打定主意要做一个舞蹈家：12岁以文艺兵入伍，对一个背负家庭出身的孩子，那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但20岁那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她报名上战场，当了随军记者。前线颠覆了她的全部经验，在野战医院的凝固着血腥与死亡气息的空气里，她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见过了无数的命运突转，这让她从一个英雄主义者，转向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她发现舞蹈不够表达那个新的自己。而后她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

从1971年到1976年，文艺兵严歌苓每年进藏演出，20岁以前，她已完成了父亲、作家萧马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最理想的培养作家的方式”。西藏使这个原本困在城市与军队的人际格局的女孩，感受了生命的的神秘与开阔，重新思考人及自然。乃至有读者将她与张爱玲对比时，她调侃张爱玲没有去过西藏。

西藏同样是她初登文坛的灵感源泉，这名女作家在当时的创作中，就流露出明确的性别意识与政治隐喻。《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中是一群戍边的年轻战士面对一个少女的复杂心理，《雌性的草地》则是一群留守草原的女子牧马班与一个男指导员的关系，而《天浴》里原本单纯的女知青为争取一个回城名额，不得不用自己的所有交换，从身体到生命。这些主题在30年后看来可能未必新鲜，但萧马认为，严歌苓能在其有限的西藏经历中，将资源不断反刍，并各有侧重地呈现，已经说明她具备“文学家的聪明”。

到美国之后，严歌苓的题材转向了移民群体。在考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写作之前，严歌苓曾在前一年应美国新闻出版总署之邀，访问了一些艺术基金会，她当时的印象是：“美国的艺术家可以得到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可以通过天分和努力实现自己，并可以在一个讨论、学习的空间里，提升自己、使自己更加专业化。”

现在她将这种想法称为幻梦。年轻的艺术家仍不得以侍应生、看护员的身份来挣自己的生活费，给台湾人看孩子被诸多挑剔时，她心想：“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的小说也是很有名的呀？我还是我们大院第一个万元户呢！”

更大的幻灭来自她与美国公务人员的恋爱。因为这个中国女人曾是个军官，严歌苓与劳伦斯的恋情被FBI高度重视，在繁重的读书与打工之间，严歌苓不得不每周抽出时间，接受FBI翻来覆去的询问。调查持续了4个月，并逐渐波及到她的房东、朋友等相识的人，直到劳伦斯知道严歌苓在测谎同意书上签了字，愤然辞职。他觉得她没有必要受这样的折辱。

对于作家本人，这一事件让她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姿态产生幻灭，更明确了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人身份：“主流人群大概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占80%的人群，他们的生活稳定，可被预见。”而她这样的外来者，既处于边缘位置，语言能力又不足以顺畅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内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这个时候去感受周围的移民生活，那种敏感度就使我在美国写了一大批小说。”

刘烨和赵薇主演的《一个女人的史诗》，改编自同名小说。

2004年，劳伦斯被美国外交部召回，派驻非洲。美国离严歌苓的距离变得比中国更远——后者至少在她的发肤骨血里。

反正都够不着，不如写更亲切的东西。至于题材，这个故事爱好者，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自觉积攒。而如今巨变中的中国，每一则新闻底下都可能还有一座冰山主体。《赴宴者》来自于陈冲建议她去看的《焦点访谈》的一个会虫故事，而《老师好美》则是姜文告知的2007年的贵阳某中师生三角恋杀人案。她还有一个在八一厂工作的叔叔，看到报纸上有意思的新闻就为她剪下来，于是每次回国，她都会背上几捆剪报资料，回非洲津津有味地读。

听来的故事如果原状陈列，不过是报告文学，她所不屑为。她要在故事中寻找启发与共鸣。也因此，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经严歌苓手的漫长培育过程。为了了解《寄居者》里上世纪40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生存场景，她跑遍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连时人所用香水的牌子、裁缝店的构造、舞厅的情况这类细节都不放过。而写《金陵十三钗》时，她的材料准备使她觉得脑中有一张南京地图，“很清楚这个城市什么时候在经历什么样的情况，教堂内外、屠杀前后，我脑子里全有画面，像一盘棋。”严歌苓说。

除了案头工作，严歌苓更为人所知的，是她为这些听来的故事而作的实地调查。作家格非认为，在这个生活经验日渐趋同的社会里，严歌苓体验式的写作方式超前且值得学习。她为了《老师好美》跑过全国5所中学，有时候旁观，有时候跟学生一起听课；《妈阁是座城》的直接经济成本，则是四赴澳门赌场中哗哗流走的码洋；至于《第九个寡妇》，她数度下乡体验生活，在河南农村与老太太做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以至于在将父亲萧马早年的剧本《铁梨花》改写小说时，严歌苓很技痒地用河南方言重写了一遍。

很多故事她藏了20多年才动笔，不仅是她有耐心等它们发酵，也是早些时候，她并没有这么充足的经费支持必要的调查。为《小姨多鹤》她去了三趟日本，每趟都有收获，但成本难以估量，“有的时候写个故事赚来的钱可能有一半要花在做调查上面。”

她首先回到多鹤原型的故乡，找到那些曾经到中国垦荒的日本人，那些曾经被中国家庭收养、保护的年轻女孩，现在已经耄耋之年，严歌苓请了两个翻译帮忙收集她们这些老人身上的故事，但她获得的多鹤仍然缺乏肉身。中途她查资料发现，有200个女孩死于冲绳之战，其中很多人是自杀，为了了解日本女孩的内心，她特地去了一趟冲绳，在纪念馆看着那些稚嫩的定格的容颜潸然泪下，她的多鹤从此具了形貌。但她仍没有满足，之后又去了一趟去过的乡村，在老人们的起居行止中，看到城市里看不到的日本人的仪态与精神。“我就觉得，好了，我找到这种感觉了。艺术创作不是依靠时间，或是你去采访多久，体验多久所能决定的，而是你有没有这样感性的认识，一刹那间，我获得了感觉，她活了。”

孙俪主演了电视剧《小姨多鹤》，讲述了日本女子竹内多鹤与一个中国普通家庭之间的故事。

不管学术研讨会或新闻发布会，严歌苓总能收获一色赞美，比如美貌，比如天才，但问她什么是自己最在意的品质，她说：“聪明人使笨功夫。”

从军之前她没那么多自觉。虽然出身艺术家庭，4岁识字，但小时候没有人看好严歌苓的作家才能：小姑娘能唱能跳是真的，让她笃笃定定坐下来写文章还有点难。

12岁时为了让哥哥留在城市，她报考了部队文工团，成了一名文艺兵。虽然因为父亲被打倒，她的关系转入一直有困难。但之所以有现在这个严于律己的作家严歌苓，确实归因于当时军队的教养，如她身上很多的规矩方圆，都可以在那段军旅生涯找到印记，即便随意站着等人，她的站姿也是一丝不苟的笔直。

在那段时间，她还接触到了一个人生榜样：拜伦。当时严歌苓在一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发霉的书籍，她将书绑在腿上，利用军裤的宽大掩护回了宿舍。为了掩人耳目，她还将书封撕掉，改头换面为毛选的皮套。这些书中有一本《拜伦传》。拜伦虽跛足，但以形貌昳丽、体型修长著称。他少年时曾是一个“胖瘸子”——这话还是他暗恋的女生说的——为此拜伦在他的短暂一生中，再也没有吃饱过，并且在燃脂运动及营养不良中，成功地使自己成了一个瘦子。

严歌苓深为拜伦的意志所鼓舞。这30年来这名作家坚持每天坐在书桌前工作6小时，自称内在的自律即源自于拜伦；但对当时的少女严歌苓来说，这本书还提供另一个意义：作为舞蹈演员，她并不是先天条件最出色的，但她可以成为最刻苦的那一个：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练功，脚搁在最高的窗棂上，两腿撕成一条线，哪怕写信也保持这个姿势。在小说《灰舞鞋》中，成年的严歌苓描述了当时的自己：“看上去被绑在一个无形的刑具上。”

但造化弄人的是，即便她那么努力想跳好舞，却没有一个角色会剩给她了。15岁时疯狂爱上一个长她7岁的排长，六个月里严歌苓给他写了160封情书，但即便双方并无逾矩之处，这种恋情在军队里仍属作风问题。男方交出了情书，换来的是严歌苓无尽地被谈话、写检讨，她所有的证词都不被相信。她看不到这件事情有解决的可能，那曾是她一辈子最想死的时候。

她的祖父严恩春就是自杀的。严恩春是留美博士，曾翻译过哈代的《苔丝》，后回国任教，目睹国民党政府贪腐无能而痛苦。1937年日本侵略南京，他深感救国无路而自杀。严歌苓一直被描述成家里最像祖父的人：孤高、敏感、悟性高、读书用功，以及，都失眠。

但祖父不具备她的童年经验：1969年萧马被清理出了阶级队伍，严歌苓成了文联大院里拖鞋大队的一员。这群反革命大文人的千金们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些生存诀窍：撒谎、说脏话、将家里还能卖的东西变卖、用最快的速度将可吃的东西送下肚，尽管她们争吵、内斗，然而挤挤挨挨地活了下来。

所以严歌苓活了下来。没有角色可以演出，她也可以编舞，在可以离开的时候，她转去做记者、再顺势成了作家严歌苓。

她与祖父或许禀赋气质相仿，但祖父心之所系为救国，而在她，则愿意成就自己。相比祖父她更具韧性，如在她的每个小说女主角身上体现的那样。她写过一篇散文，写自己初移民的那些日子，文章叫做《呆下来，活下去》，“这里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生活”，她这么想过，且感激着。

腾讯娱乐：张导曾经说过，他要是晚找您三天，您就把《陆犯焉识》的改编给别人了，这是什么情况？

严歌苓：其实挺逗的，不是他晚找我三天，他要晚找我一个小时，就可能会考虑了，因为两封信是同时到的，我接到这两封email的时候当时特别吃惊，我说这个东西怎么拍啊？

腾讯娱乐：您在写小说的时候就是把它写成抗拍性的小说是吗？

严歌苓：当时肯定不会这样想，但是我写完了以后就觉得，哈，这个你们没法拍的。当然他们能拍，我很高兴。不管怎么样，他对我的小说，对我的文学，特别是这一类的文学起到很大的推广作用。非常感谢张艺谋拍了这样一部很好的片子，所以我的小说绝对是有把很多观众变成我的读者的可能性的。

腾讯娱乐：那张导的这个胜出，是他的信里有什么感动您的地方吗？或者您觉得您信任他吗？

严歌苓：因为他还是做人比较厚道吧。从他出的价钱到什么，他都是跟我打交道的这么多的导演当中最优厚的。我前一部作品和他合作，后一部也有合作的可能。我觉得，跟一个导演建立这样较为长久的合作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腾讯娱乐：它会是合作里面优先级比较高的导演吗？这样的导演还有其他人吗？或者您判断这个导演是否可以合作，有没有一些什么标准？

严歌苓：我判断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还是要我们这个时代讲故事的人来讲，我是写了这个时代的故事，假如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导演，他可能没有这样的感动，他的感动点会不会跟我比较靠近？所以像张艺谋这样的导演的阅历应该是最合适的，而且他也是拍这种史实性的作……因为当时他拿去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他只是攫取了后面的那一点，我以为他整个要拍出这个重大的作品。他在前面拍过很多，比如像《活着》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能掌控得很好。

腾讯娱乐：但是只拍了后面的部分，您会考虑这个小说再做而次的改编吗？

严歌苓：其实不是由我考虑的。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我只是考虑写更好的小说出来，怎么去寻求突破。比如这个小说我也是很难在这么长的作品里，篇幅这么大的来写一个男性的角度，以他的主观心理世界为主线的作品，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下面一个作品，我希望还是要有突破和挑战的地方。我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儿了。我希望自己能把所有的潜能，在小说创作上的潜能体现出来，其他都不是我考虑的。

腾讯娱乐：我还想问一下严老师，我记得当时周晓峰老师说您在《第九个寡妇》里面就比较看好巩俐的演出，但是后来巩俐演了一个跟王葡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冯婉喻，您原先看好她可以出演一个王葡萄，那现在您怎么看待他这样一个冯婉喻的演出，是不是有一种和您的判断不一致地方？

严歌苓：我觉得巩俐一个是天才的演员，一个天才的演员可以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因为她通过她自身的塑造，能够创作出来一个她自己的王葡萄，或者是她自己的一个冯婉喻。她已经让观众甚至是原作者信服她了，这就是冯婉喻。实际上冯婉喻是那种江南的娟秀的比较单薄的女人，从形象上来说，巩俐和她的差距很远，是个北方的冯婉喻。但不管怎么样，她把冯婉喻这个年龄段演得我觉得是到极致了，我没话好讲，因为她创作的种种的角色，都演得非常好。我觉得她是一个可能性最大的演员。

腾讯娱乐：您怎么看小宋佳这个演员呢？您之前关注过国内的年轻一代的演员吗？因为您说您的故事还希望年纪大一点的导演来呈现，那您对于这种稍微年轻一点的演员如何来体现您的人物，有什么想法吗？

严歌苓：对国内的电视剧演员，应该说我不是很熟悉，但是小宋佳，恰恰是看过她演过《风车》、《悬崖》，和张嘉译他们一起演的，在国内能够把这种呼声传到国外去的，我们听到，我们觉得不看不行，非得看看。特别是我看了她演的《萧红》，我认为演得非常非常好，尽管我这个大概只看了三四集，还是都没讲最后剪出来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她的表演是非常好的，我是完全放心的。

腾讯娱乐：您有没有考虑过您自己要担任一部作品的全权的负责的改编？就是有没有一部作品您不愿意把它交出去，或者您交出去了，您想要全权负责的？

严歌苓：我没有这种野心，本来我的小说被拍成电影已经是我的一种意外的收获了，我觉得我已经很感激这些电影工作者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所以我的读者群在一年年地扩大。如果我的读者群扩大，他们终究会从小说中来理解我的创作，我觉得这对文学来说，对我的文学来说，是一种福音。其他的我不能考虑太多，在这方面，我也没有控制欲，没有霸气。

腾讯娱乐：那《四十九日·祭》的这个合作有没有一些更打动您的地方，或者是您觉得能够胜出的地方？

严歌苓：我觉得在我写《四十九日·祭》这个电视剧剧本的时候，我已经把整个南京大屠杀的所有的资料，我能够找到的，已经看得非常多了。这种丰富的资料研究为我写电视剧提供了一个更好、更高的基础。我在写的时候，就像有一盘棋一样的，很清楚这个城市当中在经历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脑子里面有画面，写的时候，就觉得，只有这样写，不仅仅是写一个小教堂里的故事，你可以把教堂里、教堂外，和屠杀发生之前，和屠杀发生之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我不想浪费一点一滴的我的那个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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